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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轉載自新媒體《普惠圈》:

          第四屆普惠金融(小微)林芝論壇演講材料之三

           

          新時代下對普惠金融的再思考

          演講人:秦愷

          北京中小企業信用再擔保有限公司董事長

           

                  首先,非常感謝葉總和龔總為舉辦第四屆普惠金融(小微)林芝論壇所做的精心安排。我想在開始本次主題演講之前,先接著中盈盛達擔保集團吳總剛才講到的再擔保話題談一下我的體會。

                  北京再擔保是全國首家省級再擔保機構,從2008年設立到現在走過了十年發展歷程,再擔保這個行業也已有了十年歷史,現在幾乎各省都有了省級再擔保機構。從1999年全國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試點開始算起到2009年,信用擔保業也是十年,但已經做得比較成熟了。可再看再擔保行業這十年,大家目前仍在爭論它的模式是什么、發揮的作用是什么,各說各話、自行其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操作規范和評價標準。所以,我個人覺得現在是時候要從頂層設計高度對再擔保模式和產品加以明確了,否則就會出現剛才吳總提到的問題。北京再擔保這十年經歷了宏觀經濟下行、行業風險高發的考驗,但我們能不忘初心,始終堅持為擔保機構提供比例再擔保服務本源,確實不易。截止到去年,我們再擔保平均承擔的分險責任比例依然保持在40%左右,即使自2015年擔保行業發生較高代償時期也沒有改變過。我們為什么能堅持下來,我想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正如今天論壇的主題—“新常態 強監管 攜手干 共發展”一樣,北京再擔保這十年之所以始終如一、敢于擔當,是因為我們一直在順應形勢變化的需要、包括擔保行業變化的需要,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風險變化為核心,隨時調整我們的再擔保政策,所以才能做到在復雜形勢下不忘初心,堅守再擔保主業。北京再擔保從08年設立到現在,產品幾乎沒發生什么大變化,就是以為擔保機構分散風險的比例再擔保產品為主,唯一變化的是在2012年根據當時形勢需要,面向民營擔保將再擔保產品做了調整,目的是在充分保證債權人利益前提下幫助民營擔保恢復與銀行的合作,當然我們也對民營擔保提出了一些更為嚴格的規范要求并做了相應的制度安排。

                  其次,就是政府和股東的支持非常重要。市政府相關委辦局、特別是我們的大股東市國資公司給了我們非常寬松的政策環境。我記得2015年一季度行業出現代償高發時,我們專門向市財政局和市國資公司做了專題匯報,政府和股東的態度是一方面要強化風險管理、防止發生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也不能因噎廢食,要勇于擔當繼續發揮再擔保分散風險的作用。正是因為政府和股東的態度給了我們信心,在繼續堅持比例再擔保主業同時,加強風險管控,與合作的擔保公司一道共同應對和化解風險。這些年,我們一直在研究市場變化,找出行業風險高發的問題和原因,總結出一些規律,告訴擔保公司出現風險代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提示他們不要再去觸碰風險底線。2016年,根據以往行業發生的代償案例,我們制訂了行業風險管理指導意見,確保在再擔保合作機構內,大家都實現業務的安全與平穩發展。去年整個北京地區行業的擔保代償下降了40%以上,效果非常明顯。

                  第三,在正確研判形勢前提下,積極為擔保公司開拓市場。近年行業確實風險較大,因此防控風險極為重要,但我們不能一天到晚總是告訴擔保公司,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擔保公司會反過來會問我們,還能做什么,總不能不發展吧。所以這幾年我們特別強調在與擔保公司的合作過程中,除了注重防范系統性風險外,要針對擔保公司發展過程中的關切點,主動幫助其開拓業務市場。大家都說做小微企業風險大,那我們就建區域和行業的信用體系,減少擔保公司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大家又說做小微企業成本高,那我們就從政府相關部門那里爭取政策補貼支持。現在北京市的擔保公司做小微企業擔保的政策環境非常好,每年可從經信委、宣傳文化口、中關村和科委等部門最高能獲得上千萬元補貼,再加上央地兩級財政與北京再擔保相對接的75%代償補償機制,形成了政策合力,共同引導擔保公司去多做小微企業融資服務這件事。

                  當然,今年形勢又有了新變化,第一季度行業暴露出來的風險問題,和今天論壇主題之一的“強監管”內容確實有關,也和歷史上擔保公司熱衷于做大項目有關。今年銀行信貸額度從緊,一些大額信貸項目正在壓縮或是退出,以往幫助擔保公司在保客戶用于短期還貸的資金渠道也在收窄。所以,我感覺今年對擔保公司來說是一個坎。根據出現的新情況,一季度我們進一步明確了什么行業、什么類型的企業容易在強監管形勢下發生風險,并依此制訂了哪些類企業禁止介入、哪些類限制性介入的負面清單,目前正在公司內部試行,根據試行效果,我們準備上半年末把這個負面清單拿出來與合作的擔保公司分享,目的是結合當下金融強監管形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下面,我想圍繞今天的主題演講提綱內容談一下新時代下對普惠金融的再認識問題:

                  第一,我想談談關于新時代發展普惠金融的意義。這一年形勢的變化,包括普惠金融政策的變化非常大。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其中普惠金融是重要手段之一中國不缺錢,關鍵是錢的流向,普惠金融剛好解決的就是它應該流向的地方,特別是擔保在這方面發揮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再有就是普惠金融在培育經濟新動能,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以往不合理經濟結構方面發揮著助推器作用現在國家強調轉變發展模式,由原來的高速增長轉變為高質量發展,其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最重要的一環。在北京,我們感觸最深的是高新技術和文化創意這兩個產業正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引擎,因為文創產業可以為產品的更新換代出創意,而高新技術產業可以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提供技術支撐、創造出經濟新動能。但是,高科技和文化創意產業都是輕資產業態,銀行很難直接操作,不是抵押就是強擔保,因此普惠金融的作用就顯得非常重要,正是因為政策和市場需求倒逼,所以我們必須要選擇這兩個業態去有所作為,這也是順應形勢、順應市場的需要。前幾年,北京地區的擔保公司對此認識不足,但這幾年擔保公司都在設小微事業部,重點做高科技和文化創意企業,因為他們認識到這是一個新的發展機遇。

                  第二,我們再看國家對發展普惠金融采取的各種舉措。實際上,現在國家已經把普惠金融提高到政治層面上來,要求金融機構必須回歸服務實體經濟本源,回歸服務于小微企業和三農。在去年7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專門提到要建設普惠金融體系。建設普惠金融體系最重要的就是要立法并建立配套制度,因此在去年10月我國首部普惠金融條例便出臺了,這就是《融資擔保監管條例》。這部條例開宗明義確立了融資擔保的普惠金融屬性,并在政府財政支持、體系建設和監管策略上均向以小微企業和三農為主的擔保機構傾斜。今年“兩會”之后,政府又加快了國家融資擔保基金的設立步伐,目的是將主要從事普惠金融業務的擔保與再擔保機構納入到政府性融資擔保體系中,使其在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最近,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金融機構必須要設立普惠金融事業部,提出針對普惠金融業務要對金融機構一把手進行考核,并要求在今年第三季度末實現小微企業融資成本的降低。另外,國家現在特別強調信用體系建設和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在普惠金融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據了解央行征信體系要做重新調整,有可能在原有征信數據基礎上,通過整合其他平臺的非結構化信用信息,豐富現有的征信系統,應該說對開展普惠金融業務大有好處,因為可以適當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第三,我想談一下新形勢下對普惠金融一些問題的再思

                  第一個需要再思考的便是普惠金融統計口徑和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這很重要,因為數據是為政策制訂和業務操作服務的。我個人認為,目前對普惠金融的統計數據還是有一些失真的成分。比如,現在銀行報送的小微企業信貸數據是不是真實反映了小微企業融資狀況有待觀察。還有,今年特別強調要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其中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是重要一環,但目前實際感受到的是小微企業融資成本還在持續增加,到底問題出在哪里需要反思。再比如,社會都在講小微企業風險大、信貸不良率高,但有人對真實的數據做過統計分析嗎?真的是小微企業把信貸不良率推高了嗎?必須要還原真實情況。

                  第二個需要再思考的問題是從事普惠金融的機構是大而全好,還是小而精好?這也是與上午中國融擔協會任書記提出的一個相似問題。現在,許多普惠金融機構一提到做普惠金融業務就講風險大、資本金不足,所以需要追加投入,而且提出的目標都是要做大做強。問題是做普惠金融一定非得要把自己的資本金做得大大的嗎?大家有沒有算過投入產出比,有沒有從政策效果和經濟效果上算一算賬,看一看到底是大而全好、還是小而精更好。我的感覺是,除非外部有強制性的約束條件,否則無節制地擴大普惠金融領域資本金投入必然會導致這些機構在商業利益上提出更多的訴求,最終使普惠金融變味、走向異化,同時也難以避免由此出現的風險集中度問題。不過,從目前出臺的融資擔保條例配套制度中,可以看出政策層面是不支持行業追求大額項目擔保的,換言之,政策鼓勵支持通過增加普惠金融業務覆蓋面來推動擔保規模總量的增加,而不是通過過度追求大企業、大項目擔保來實現規模增加。由此,我想到去年11月份組織北京市擔保業協會成員到深圳考察,有一家注冊資本一個億的民營擔保公司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憑借這一億元注冊資本,這家擔保公司開展了近百億銀行分離式工程保函擔保業務,并衍生出幾億的融資擔保業務,專門為工程施工方發放農民工工資提供融資擔保支持,工程甲方為這筆融資擔保提供連帶責任反擔保。這家擔保公司單個項目平均擔保額度也就是一兩百萬元,而且還為農民工這一城市中的弱勢群體提供融資服務,不能說他們不是在做普惠金融業務,而且他們確實做出了特色、做出了成效。他們是依靠信息技術搞大數據,通過線上線下審核相結合,來提高業務處理效率和防范控制風險的。大家可以算算賬,每年他們的投入產出效益一定是最為可觀的。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從事普惠金融業務能做到小而精還是挺美的,而且也沒有那么大的風險壓力,因為這家擔保公司每月的現金流入足可以應對可能出現的風險,這家擔保公司老板心里肯定是很踏實的。

                  第三個需要再思考的問題是,到底什么是普惠金融商業可持續發展模式。大家都在談要從體制機制和創新產品模式入手,解決普惠金融商業可持續發展問題。我認為還有一些其他問題可能更為重要,那就是認識、理念和情懷。從事普惠金融的機構要保持自身可持續性,應該正確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首先,要處理好普惠金融是事業驅動、還是利益驅動的關系。我覺得無論是民營還是國有,都最好是兩者兼顧,甚至應該是以前者為主、適當考慮后者,否則普惠金融肯定會走偏、甚至走向其本源的反面。其次,要正確處理好盈虧平衡、保本微利和利潤最大化的關系我認為純國有普惠金融機構應該保證盈虧平衡、別給財政添麻就可以了,前提是一定要真正發揮出普惠金融的政策效果來。當然能夠在充分(這里講的“充分”很重要)發揮政策性作用同時實現保本微利目標就更好,千萬不要動在普惠金融業態本身掙大錢的念頭,只要動了這個念頭肯定會出大問題。融資擔保行業本身要想發揮其普惠金融作用,就不能考慮在這塊業務上掙到大錢,想賺大錢得從其他衍生業務中獲取。最后要處理好普惠金融政策性與可持續性之間的關系,這主要是針對政策性普惠金融機構講的。處理好這一關系的關鍵是要找到政策性與可持續性的發力點,并找到一個妥協、而非最優的平衡點。我認為政策性發力點是要將業務下沉,擴大普惠金融覆蓋面,在其他金融機構未曾真正觸及的小微企業藍海中尋找業務機會。但是業務下沉和擴大覆蓋面切忌走向行政化老路,要堅持市場化操作的原則。可持續性發力點不是追求資本收益率最大化,而是實現效率最高、風險可控。因此,政策性普惠金融機構要在實現政策效益最大化與保持自身可持續發展之間找到一個理想的平衡點。

                  以上是我今天發言的內容,講得不一定對,還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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